种族主义的十面埋伏

“无论其出发点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法西斯主义总是附着在一些……群众诉求上再生……山东大学学伴制度的争论，再明白不过地显示出，市场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事实是如何在中国当代意识形态上起作用的。”——哈扎尔学会《一国内的不平衡发展与次生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四年前我们针对山大学伴事件写下这段评论的时候[1]，所谓“反黑”的大众意识形态议程虽已初现端倪，但在规模、形式与功能上都与其现下的情形相去霄壤。早在山大学伴事件发生前，大量欧美右翼创造出的“政治不正确”段子就已被搬运到国内，而“没品黑人笑话”作为其中一大分支，也已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借着这股东风，以澎湃新闻、新民周刊为首的国内媒体所炮制的关于山大学伴的无耻谣言[2]，得以迅速引爆了网络平台上的“群众情绪”。自命“反对官僚”的自由主义者与对山大女生持续进行“荡/妇羞辱”的民族主义者们精诚合作，生动地谱写出一副以区域-族群等级秩序为表征的中国资本主义内部秩序图景。

在彼时的这幅图景里，对黑人的种族歧视虽已起到显著的推波助澜之用，但其操弄者依然将其识别为一种关于“美国”等他方的“知识”，在起到“对内”的意识形态功能时，它还仅仅表现为一种“参照”；在四年之后的今天，这种“反黑”意识却已看似获得了作为话语脉络的某种“独立性”，发展为一套成熟的意识形态询唤装置；其症候是，作为法/西斯主义的一种亚文化表现，“反黑”已经不需要借由其他的因素或诉求来作为一种“倒影”了：它不再“附着”在其他一些诉求上，而是这些诉求需要反过来依附它。在17、18年时，必须依赖于“反对官僚主义”或“反对外国人超国民待遇”等话语场才能“显形”的“反黑”，如今自身就提供了一个“场”，来让种种错位的不满情绪于焉现踪：性别对立的极端化、身份政治的自我确认、不自觉的西方中心主义、内部的地域差序，等等等等。

易于进行的一种伦理-政治判断是，这种发展体现了“群众的堕落”。仅仅就话语的外壳而言，确实如此；但更重要的是，上面所揭明的这一种颠倒：即“反黑”从必须借助其他意识形态场现身，变为一种可能在其中包装（即“生产之一环”）其他话语的“场”。如果我们对这种主奴关系的“颠倒”不加以进一步的考察，就很难认清“反黑”思潮的话语脉络与结构性功能。尤其是，在中国舆论场上，反黑种族主义的一时风行乍看上去又是一件如此“莫名其妙”的事情——在中国大陆，黑人在人口比例、地区分布和社会影响力上在近四五年间都毫无扩张，反而由于疫情防控政策的影响实际上逐渐萎缩[3]（同样看似“莫名其妙”的，是“犹太阴谋论”[4]这几年也大受发扬）。与之相比，美国右翼宣传“反黑”“反犹”固然反动，但却至少还是能为常人所理解的：对他们而言，黑人、犹太人以及其他有色人种毕竟都是切实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的。因此，我们可能发现“反黑”话语在近年来的演进还体现出另外一种颠倒，那就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它所征用的现实景观，从中国社会内部之景观（无论是所谓“性别对立”实即对女性的对象化、还是大学的所谓“行政化”实即官僚主义）颠倒为中国社会外部的西方发达社会之景观。

至此，这种颠倒的关系就有了双重的意味：其一是从中国社会内部真实存在的对立颠倒为欧美语境下的、与其基本是毫不相干的对立；其二是作为一种话语的演变，从被其他所附庸的地位颠倒为附庸其他的地位。这双重的颠倒的奥妙之处就在于：它们之间并非是平行或简单相加的关系，而是嵌合为一整套有机的、高效的认识装置。如果我们考虑到，在今天中国大陆的上层建筑中，几乎所有形式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话语都或多或少地通过某种“颠倒”或曰“倒错”来生成一种认识装置，从而捕获普遍性的社会焦虑用以再生产自身，我们就或能从对“反黑”话语中的这种双重颠倒的症候分析中出发，触类旁通地揭示中国大陆当下沙文主义话语的内在机理。这种尝试就好像拿着罗盘去探索一个重重设伏的迷宫，迷宫的主人不仅通过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路径来隐藏起真正的内容与目的，还在四处设下了秘而不宣的陷阱与埋伏——这种“埋伏”是如此巧妙，使得来访的批判者要么无功而返，要么为其捕获从而成为迷宫的一部分。但是，若人们能够加以仔细研究，就不难发现“迷宫”本身的所有奥秘都藏在手中的那个“罗盘”里。通过反黑种族主义话语这个“罗盘”，我们或能窥得这座迷宫的主人——沙文主义——的真实样貌，从而为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激进民粹主义话语绘制一份动态地形图。这份“地形图”将可能帮助读者理解中国当下各种沙文主义话语在问题意识、生成机制和流动短路点上的共性，进而为在理论上对它们的彻底清算稍有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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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一国内的不平衡发展与次生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哈扎尔学会，2019。https://mp.weixin.qq.com/s/zHauIPIQCdrIWZpktcGxZQ

[2]四年之后，对于山大学伴事件在事实上的澄清已经比较充分了，读者可自行在知乎等处自行搜索；但该事件中所成形的话语依然在对女性、尤其山大女生造成持续性的伤害，例如近日所谓“山大女校长”事件。

[3]https://tieba.baidu.com/p/3441771951?pn=1，根据这篇帖子所提供的广州政府在14年所公布的官方数据，在非洲人在广州的居住人数为1.6万，常居人数为0.6万，数量上并不如在穗的日美韩俄以及东南亚人那样多。事实上，比起主要从事外贸行业的、流动性的广州黑人，外国留学生中的黑人的实际在华数量可能会更少。而且，以上两个群体近年的来华与居华都受到防疫政策的极大影响。

[4]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67925667/answer/1784441115

[5]“稻学”是一门最早在老左派群体中起源与传播、意在指出浮夸风等错误的实际责任人的“键政亚文化”，在其变得广为流行之后被具有官方智库背景的微博kol（如思想火炬）有意识地征为己用。

[6]参考注释4中所提供的链接，该贴同时还引用了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的发言：“非洲人在广州的问题被放大了……广州良好的经商环境、廉价的小商品市场十分适合非洲国家人员的需求，吸引他们在小商品市场较为集中的地区聚集……来自非洲国家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广州市中心城区集中居住，并且喜欢户外活动，而其他外籍人士在广州并没有这样大规模地群居。”

[8]前者的代表是英式没品笑话、黑人笑话社等账号，以及百度贴吧等处自发的对外国相关meme的翻译；至于后者，相信人们对于这种短视频与直播文化所形成的那种猎奇、审丑式的“土味文化”并不陌生。对此可参考《外省文艺bot创刊宣言》，哈扎尔学会转载，2020。《“底层赋权”还是后“后殖民景观”：在快手《看见》》，哈扎尔学会，2019。

[9]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72975211

[10]《燕行录与欧游记——兼论瑞典事件》，哈扎尔学会，2018。

[11]http://tieba.baidu.com/p/8402459616?&share=9105&fr=sharewise&is_video=false&unique=A4F129C2825F652715351D62ED7018CA&st=1691221255&client_type=1&client_version=12.44.3.0&sfc=copy&share_from=post&source=12_16_sharecard_a

[12]【狠活补档《养猪记》-哔哩哔哩】https://b23.tv/kOV4hhY

[13]《你来入关，还是关来入你？——对入关学的“个案分析”与“症候阅读”》，哈扎尔学会，2020。

[14]关于身份政治主义，可以参考这篇翻译。《红卫兵奥斯汀：论身份机会主义》，2019。https://zhuanlan.zhihu.com/p/71890481

[15]我们当然并不否认对阶级立场的坚持与这种“生命经验”本身之间的关联，我们也不主张将两者视作是完全平行的东西。但事实就是如此：拥有“左派”身份认同与拥有“我家里真有一头牛”这一“生命经验”的“小市民”身份认同并不冲突，并且后者往往取代前者。

[16]近来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安徽庐江中学抢教授话筒的那位蒋同学被拥有特定立场的人造谣只考了387分，这种卑劣下作的愚蠢行为让他们的对立面情不自禁地欢呼：“赢得彻底！”https://www.sohu.com/a/692777621_121343791

[17]当然，一种可能的回应是，这个问题的前半句话就是虚假的；我们在这里不做复杂的辨析，而只是从中国近现代史的主轴去谈；我们并不否认即使是半殖民地中国，也可能存在着某种局部的次帝国主义，更不否认传统帝国如盛清对其内部各族群各地域的压迫性，但它们的具体性质是否可以勘同，又是否可能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经典判断，我们是有相当疑虑的，容后再谈。

[18]当然，“连西方种族主义者现在也已不敢……”并不那么绝对，尤其是考虑到西方形形色色的极右翼亚文化团体是如此之多。但是，西方种族主义者与中国“反黑”种族主义者所关注的内容与实际政治诉求的确是不一样的。

[19]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判断，我们在这里以无奴学派作为隐喻：中国古代有没有奴隶，跟中国古代是否像古希腊一样以奴隶制作为主要的经济基础，这是两回事。对大英帝国来说，它的海外殖民地与内部的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相比，比重所占据的孰多孰少，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了。

[20]《关于“四大民族不要”的考据》，哈扎尔学会，2019。https://mp.weixin.qq.com/s/rN4okMZfteFuYmU3tVSlTg

[21]这恐怕是“反黑”群体最为在乎的一个方面，对此我们可以请他们参考如下几个材料：《中国工人在非洲赞比亚遗弃大量黑色私生子》，2011。https://www.xcar.com.cn/bbs/viewthread.php?tid=15138141；《在非洲的100万中国男人，到底留下了多少私生子？》，2023。https://zhuanlan.zhihu.com/p/645196424；《中国人在非洲“不是捞一把就走”》，2014。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508/c136457-24990243.html

[22]“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耶稣基督如是表达他对罗马帝国征税的态度。在今日的中国意识形态现场重，也有着类似的认知：只有北上广是全国的，而东北的归东北，山东的归山东。一件发生在边缘地区的事情，从中可以识别出的是地方性的问题，只有发生在北上广或虚拟空间如某些网络平台上的事情，才更多地被看做‘全国’的问题。”《一国内的不平衡发展与次生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哈扎尔学会，2019。

[23]毋庸讳言，所谓的“科学”在今天事实上占据了“宗教”的位置。那种幻想“科学”能够带来的某种中立的、客观的权威，就是21世纪的“天父”。

[24]就文化资本高低与感受危机程度上，青年学生是两者最相匹配的群体，从而充当了某种“中介”的作用。就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同时也是意识形态上的薄弱环节。

[25]有趣的是，以吴京、林超贤为代表的国家主义主旋律电影多以非洲、东南亚作为故事背景，从而为民间对“再政治化”的主动参与提供了其所熟悉的资源，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即《湄公河行动》。

[26]对此在大学校园意识形态中的表现，可以参考《上海摩登与复旦自由（下）》，我将大笑而且歌唱，2019。

[27]《华夏边缘叙述与新时期文化》第二章，重写“长城边疆”与对话东方学：张承志的意义，刘岩，2011。

[28]几年前曾有过那么一种说法，即把中国女权主义运动讽刺成“北上广妇女不洗碗运动”。要我们说，是的，不洗碗（以及其他表现为家庭内部分工的社会再生产层面上的反抗）就是女权主义运动。

[29]《不用希特勒，兴登堡就够了：从乌俄“新纳粹”势力看当下极右翼运动的“文化政治”转向》，哈扎尔学会，2022。

[30]《马克龙的胜利：从新自由主义抗体到后新自由主义君主》，Nathan Sperber，2022。

[31]例如德国选择党最近的上升势头。而与此同时的西班牙：https://zhuanlan.zhihu.com/p/645460432

[32]参考《你来入关，还是关来入你》一文的编者按部分，体制内的国家主义学者们为民间思潮所带来的“新血液”欢呼不已。

[33]《散播“认知作战”概念是一种认知作战吗？》，哈扎尔学会，2022。

[34]《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六日》，卡尔·马克思，1851-1852。

[35]指在广州率先放开后，锦州发表了致市民的公开信希望继续封城以巩固防疫成果，从而引起了舆论场上的争论，胡锡进在这一争论中再次扮演了光彩动人的角色。

[36]《享受你的症状！——好莱坞内外的拉康》第30页，斯拉沃热·齐泽克，尉光吉译，南大社，2014。

[37]必须对此加以澄清，否则我们就走到了还原主义那边。民族、性别、地域这些基于身份的冲突，无论如何也无法被还原成那个万能的“阶级问题”。“XX冲突是资产者分化无产者的手段”，只有在进步的德国工人运动还存在着的时候，李卜克内西的话（类似的话）才拥有宣传和动员上的意义。否则，就是以反对身份政治的面目，将阶级贬低到了身份政治的地位上。

[38]关于此事，可以参考余匡复在《布莱希特论》中对东德617事件的描写。https://www.bilibili.com/read/mobile?id=5993759

[39]《竹内好两次关于翻译的论战——兼论翻译的主体性与政治性》，孙歌，2014。收录于《从那霸到上海：在临界状态中生活》，2020。

[40]《中国经验与日本战后思想建设》，孙歌，2012。收录同上。“我现在告诉你们我要说什么，你们对《矛盾论》的理解有问题，你们没有把这篇作品的灵魂翻译出来，我认为这篇作品的核心部分在于，主张为了解决问题而全力以赴地发现矛盾，在诸种矛盾中掌握主要矛盾，在主要矛盾中掌握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我和你们的差别在于，你们认为世界已经完结了，那么，让我们来说明吧；我的翻译态度是世界尚未完结，世界应该变革，为此让我们发现矛盾吧！”

[41]《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IE）的说明》，路易·阿尔都塞

（封面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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